學運與廢死有什麼關係？

我在臉書上問我的朋友們是否支持台灣現階段廢除死刑
在 39 位回答的朋友裡，只有 16 位支持廢死
這個結果其實並不讓人意外，在前一篇文章裡我就提到：
「我相信我也有很多朋友支持同性婚姻、支持學生抗爭、但不支持廢除死刑」

所以支持學運跟廢除死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就讓我從學運剛開始時，我的心路歷程開始講起

這是一篇非常長、而且需要動腦的文章
我幾乎是忠實地把我跟我自己的辯論寫了出來
打算繼續閱讀的朋友們：我希望你能跟我的文章一起做思辯
我不期待你會接受我的結論，
但我希望在這樣思辯的過程中，這篇文章能帶給你一些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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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立法院 318 當天剛好是我當助教的課的期末考，所以那天我忙到不行
因此在我還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之前，臉書就已經開始被聲援學運的文章洗版了
利用空閒的時間看了看大家的論述，自己心裡也有很多話想說，卻沒有時間把想法付諸文字。

等到我有空的時候已經是週末了，網路上各式各樣支持學運的論述也逐漸完整。
所以我捫心自問，有沒有一套支持學運的論述的是我可以說服我自己的。
或是說，有沒有某一種中心思想，
是當我接受之後，就能透過邏輯思考得到應該支持學運的結論。

我發現最常見的論述「因為政府亂搞，所以我們要站出來反抗」並不是一個很完整的論述。
我並不是說這句話不對；而是這句話隱含了其他的價值判斷。
因為我們必須要問「當政府壞到怎樣的程度，人民可以用怎樣的方式反抗？」
也就是說，對於政府每種壞的程度，大家還必須要有共識怎樣的反抗是合理的。
這明顯是不可能的。
譬如說，反對學運的人可能會說：
「我也同意這個論述阿，但難道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方式反抗嗎？」
而就算是支持學運的人之間也可能有不同的標準，在 324 的行動我們就得到了驗證：
有一部份人覺得以目前政府壞掉的程度，攻佔立法院可以，但攻佔行政院就太超過了
但也有一部份人覺得攻佔行政院也是正當的，甚至覺得應該還要有更激烈的手段。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那麼多的懶人包與 Q&A，因為我們想建立起來的論述不只是
「因為政府亂搞，所以我們要站出來反抗」
還要建立一套標準來決定「當政府壞到怎樣的程度，人民可以用怎樣的方式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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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物理學家來說這當然不是非常令人滿意。
我們在這個問題中隨意引進了兩個 scale：政府壞的程度以及人民反抗的程度，
才會讓大家很難達成共識。

那如果我們把這兩個 scale 拿掉，把論述改成「人民可以（以任意程度）反抗政府」呢？
在這裡「人民」與「政府」其實也不需要是真的「人民」與「政府」，我們可以改成：
「對於權力不平等的對立兩方，我們應該支持比較沒有權力的一方」
或者，用村上春樹的文字：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我想很多人思考到這一步的時候可能會有所遲疑
我自己也遲疑了一陣子
遲疑的點就是：難道雞蛋再怎麼錯誤，我們也要支持嗎？
如果今天有人因為抗議政府不公而殺人，我們也支持嗎？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分清楚「支持」的客體是什麼。
我們支持的是比較沒有權力的一方（雞蛋）
我們支持的不是他們的訴求（當然你也可能同時支持）
也不是他們的行為（當然你也可能同時支持）

如果我們能把這些不同的客體分開，我們就要問自己是否能做到：
「不以比較沒有權力的一方的訴求或是行為，作為不支持他們的理由」

你可能會想問
「如果我既不支持雞蛋們的訴求，也不支持他們的行為，那我到底要如何支持雞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等一下會再深入討論。
現在我們先來討論一下，是不是不論雞蛋的訴求或行為再怎麼錯誤，我們也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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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說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當我們遇到對立的兩方時，我們會很直覺地去思考「誰對誰錯」
所以大部分的討論就會是如何決定「誰對誰錯」
而一旦誰對誰錯被決定之後，我們就會覺得應該支持「對」的那一方

我以前也一直是這樣思考的，直到這幾年才開始慢慢覺得這樣的思維有些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兩把尺的問題。
當我們在考慮「誰對誰錯」的時候，我們沒辦法直接比較誰比較對
所以我們必須先為這兩方都分別建立起一套對錯的標準
然後在建立這兩套對錯的標準之後，我們還必須要能衡量出哪一邊比較對

到底是分局長隨意取消別人路權比較對，還是民眾包圍分局比較對？
到底是國民黨強行通過服貿比較對，還是學生攻佔立法院比較對？
到底是政府殺人比較對，還是人民殺人比較對？

這些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問題，要讓大家達成共識就更困難了。
所以這是我認為「思考誰對誰錯」的第一個缺點。

姑且讓我們先假設我們可以花時間認真分析對錯的標準，
然後得出一個大部份人都能接受的結論，
於是我們決定支持對的一方。問題就解決了嗎？

我認為不是。
我們找出了某個標準來可以衡量誰對誰錯，然後以為那就是最終的答案。
如果你同意我前面說的，衡量誰對誰錯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那你也應該同意，如果在某個情況下我們決定了誰對誰錯，這個標準不會是真理。
能決定誰對誰錯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我們頂多是以「最大公約數」來決定對錯的標準。

我認為「思考誰對誰錯」的第二個缺點就是：
當有了某種對錯的標準之後，我們容易忽略對立的兩邊是否有權力的不對等。
而我認為忽略權力的不對等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看見權力的不對等」這個想法看似容易，但其實要做到非常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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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對錯需要額外的標準，權力如何分配是可以直接從比較對立的兩方得知的。

就舉路過中正一分局為例好了。
在方仰寧與公投盟之間的衝突中，方仰寧他作為警察機關的代表，是比較有權力的一方。
這個權力分配並不會因為民眾怎麼抗議，方仰寧如何辛苦，公投盟如何違法而有改變。
這個權力分配也不會因為方仰寧只是個棋子而改變（那只是說明還有人擁有更大的權力）。

今天輿論的風向會變來變去是因為我們總是喜歡用道德，甚至用可憐與否，來衡量對錯。
這個人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我們給他扣點分，這個人看起來很可憐我們給他加點分。
然後去忽略這件事最原始的面目：
方仰寧作為警察機關的代表，仗著警察機關的權力，侵害了公投盟的集會自由。

我不知道方仰寧到底為人如何，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很可憐。
或許他覺得他只是聽令行事，或許他覺得他做的是對的事
但他忘記他作為某一個警察機關的代表所擁有的權力遠大於這些集會的人們。
所以我可以同意他或許可憐、或許辛苦，但我無法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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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許注意到我一直使用「支持」這個有些模糊的字眼。
其實前面我也留下了一個問題還沒回答：
「如果我既不支持雞蛋們的訴求，也不支持他們的行為，那我到底要如何支持雞蛋？」
我自己也還不確定我的答案是什麼，
但我想我們所能做的第一步就是去看見權力的不對等。

我很討厭二手菸的味道，所以如果有個加重公共場所吸菸罰則的法律，
我以前是絕對會是二話不說支持的。
但現在我會稍微多想一下，不是因為我變得比較能接受吸菸，
而是我看到在非吸菸者與吸菸者之間似乎開始出現權力的不對等。

我還是無法接受恐怖攻擊
但在美國跟恐怖分子之間是不是有權力的不對等？
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是不是有權力的不對等？

所以現在遇到很多議題我會稍微暫停一下，在做「對錯判斷」之外也去注意權力如何分配。
然後提醒自己的對錯判斷只是一種可能的標準。
我不敢說對於比較沒有權力的一方我能有怎樣實質的支持，
但我認為我們至少要看見權力的不對等。

更重要的是，有時候我們自己就是在比較有權力的那一方，
這個時候要看見權力的不對等就更困難了。
人們常常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比較有權力的那一方，
這時候誰對誰錯就會被拿出來作為討論重心。
承認自己是屬於比較有權力的那一方同樣是需要勇氣的，而我們都應該要有這樣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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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可以來討論關於廢除死刑這件事。

以前我聽到關於廢除死刑的討論時，多為司法的健全與否以及死刑的功用
但如果我們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來看執行死刑這件事
它基本上就是擁有權力的一方（人民的集合體）幹掉沒有權力的一方（死刑犯）

當人民的集合體依照某種對錯的標準（法律）決定對某些個體施以刑罰時，
這裡面其實有著很明顯的權力不對等。
如果今天人民的集合體覺得某個人特別該死，他幾乎沒有辯解的空間。
所以在民主國家裡我們需要獨立的司法機構來審判，稍稍平衡這種權力不對等：
讓被告有辯解的空間，然後由第三方來進行判斷。
但即便如此，這裡的權力不對等依然存在。

這種權力不對等在台灣尤其嚴重，因為台灣的民意向來喜歡人民公審。
當司法判決「不符合人民期待」時，常常就會出現各種罵聲，製造出更不利被告的社會輿論。
使得原本應該由司法機構來平衡的權力分配變得更加不對等。

但我們還是很難去看見這個不對等。
前面提到有兩種情形人們很容易會忽略權力如何分配：
一個是當已經有一套對錯標準可以使用時（在這個例子裡就是既定的法律），
另一個是當我們是屬於比較有權力的一方。
很不巧的，這兩種情形在這裡都發生了。

而在各種刑罰之中，死刑的獨特之處是它直接把罪犯消滅。
因此這場原本是人民的集合體與罪犯的對抗之中，有一方就直接不見了。
我們決定了某種對錯的標準，然後利用我們是擁有權力的一方把對方「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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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廢除死刑（支持死刑）的論點很多，有些我也同意。
但是因為我今天是屬於擁有權力的一方（不是死刑犯的人民的集合體）
所以我必須提醒自己，不論法律再怎麼「正確」，罪犯再怎麼「錯誤」
就算我完全無法同意罪犯，我也應該要讓他有抗爭的權利。
雖然已經有司法系統，但死刑是完全剝奪罪犯任何可能可以抗爭的權利，
所以我支持台灣在現階段廢除死刑。

以上這一段就是我在找出支持學運的中心思想後衍生出的想法。
我發現看見權力的不對等讓我對於執行死刑有了一絲猶豫。
而這一絲猶豫也成為了我支持廢除死刑的理由。
我自己其實也有些訝異自己最後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當然，死刑存廢還有很多非常多其他的面向值得討論。
我把大家的回應整理在這個網頁，歡迎大家去看看。
其實我會問大家這個問題，是希望能讓大家看到一件事情的對錯是可以非常不明確的
而也正是因為這個對錯的標準如此不明確，我更無法去忽視其中權力不對等的現象。

簡單地說，我無法支持死刑的理由，其實就跟我無法支持方仰寧的理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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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會有很多人無法接受我以上說的
很多人會跟說：你應該要有個底線，當雞蛋錯誤到某個程度就不能支持了。

在我發展以上的想法時，我也問過自己，難道我無法設立一個底線嗎？
但我實在想不出來有什麼樣絕對的標準可以作為那條底線。

退一步說，當我說我要支持雞蛋的時候，並不是代表我就支持他們的行為。
我依然反對殺人作奸犯科，但同時我希望這些罪犯能有辯解和被公正地審判的機會。
我不希望在一套不是絕對的對錯標準之下剝奪他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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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我自己的期許是，
當我站在比較有權力的那一邊，同時也是某種標準下比較對的那一邊的時候，
不會振振有詞地指著對方說「你是錯的」
而能夠意識到我們之間權力的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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